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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看着许鸣送来的资料，叹了口气，“千里，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可咱们征兵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征兵的数额首先是分配给省里兵役局，然后将具体数字分配到各个县乡，由各县兵役所统一征召。
现在我们的军纪不好，部队死伤又严重，老百姓的应征热情本就不高，各地兵役部门往往难以完成既定任务；有的地方乡长、保长敷衍，拖着不办，原定之数额迟迟不能补足；有的地方干部或当地官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将有钱之人子女不列入名册，抽调上来的壮丁都是病弱之人；更有情形恶劣者，借此大肆勒索，进一步败坏我军形象，百姓对入伍更添抵触…”
顾祝同将三战区兵役制度的弊病一一说出，话里面显得十分的无奈，顾祝同尽管是战区司令长官，官高权重，对这些问题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许鸣却知道，征兵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部队战斗力的根源。中国当时缺什么？缺钱？缺武器？缺技术？都不是！
中国最缺的就是一种适合总体战的战时体制，这种体制，德国有，苏联有，甚至美国也有，我们的对手日本更是建立一条极具战斗力的法西斯征兵体制，但唯独我们中国没有。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义务兵役制，如果中国能够建立一条从上到下，覆盖整个国民阶层的兵役制度，那抗战是不用打了，因为小日本压根就不敢来入侵中国，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至少可以提供4000万左右的兵源，这是日本这个国家根本打不垮的力量。
中国的军政高层不可能不知道鲁登道夫的“总体战”，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开始讨论兵役制度，1931年通过，193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但实施的过程极不理想。
究其根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毫无执行力，像顾祝同说的这些问题，国民党在基层的干部，还有兵役管理部门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任何舞弊行为，都是对上不对下的，可政府却没有一套完善的检察体系，也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从而使征兵的问题越来越难办。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社会风气不利于当兵，这种风气比清朝时期是好多了，但相比于西方国家或者日本、苏联还是差远了，在这些国家里，士兵的地位是很高的，从个人待遇到军人地位，还有伤残后的抚恤，都非常的完善和系统，整个国家有一种良好的拥军氛围。
当然，目前中国的兵役制度比历史上好多了，基本上没有了拉壮丁现象，历史上因为前线接连的失利，中国实际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只能靠四川、贵州几个省份提供兵源，当时这些地方的壮丁比例占总人口都超过了10%，兵源严重不足，负责兵役的师管部门见人就拉，有的工厂工人、还有路过小贩也被捆到前线，加上种种条件的恶劣，大批壮丁死亡。
严格说起来，这事不归许鸣管，甚至不归顾祝同管，国民政府中央有兵役署，各个省及下属的专署有军管区，各县还有兵役所，中国的兵役制度是完善的，问题在于执行的过程中缺乏执行力。
但这个问题靠别人是不行的，兵役署和军管区摆明是没有尽到责任，顾祝同就是和稀泥的，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得罪人的，许鸣经过一番捣鼓，搞出6条杀气腾腾的条令。
此时，王耀武从金华也回到上饶，许鸣将这6条摆弄出来，王耀武一看，这六条分别是：
1、 完不成预定兵役数额之军管区及兵役署，一律交付三战区特别部门军法审判，有故意敷衍者，严厉处置。
2、 战区特设监察部门，监察兵役过程中不法事宜，监察人员有临机处置之权利，并鼓励在乡人员举报，若举报属实，重奖之，另监察部门不定期调换。
3、 各县、乡分设宣导组，宣传兵役政策，鼓励民众拥军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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