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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联络黑水靺鞨，通过这些东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东逃之路。
以夷制夷向来都是强大帝国维持边疆秩序的不二法门，毕竟想要维持这么大的疆土规模，全凭正面战场的投入，哪怕再强大的政权也禁不住这种消耗。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养虎为患的弊端，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李潼这些年与周边诸胡也算是打过不少的交道，感触最深其实还是在面对边疆胡患的问题上，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还是稍显粗暴简陋。除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
大唐立国以来，对周边诸胡的政策虽有强硬、但也不失怀柔，整体上而言还是一种开放与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极，四面出击，虽然这些蕃胡们也难免征役之苦，但所获得的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
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而那些蕃胡酋首们，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有关这一点，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傍与仆从军，但整体战斗力不高，顶多跟在主力唐军后面打打顺风仗、清理一下战场，或者承担各种军事劳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们各自统率的仆从军，他们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将领直接指挥战斗，战争的奖赏也直接下放到士卒个人。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极为生猛，无论是在攻坚还是在野战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其实无论唐人还是蕃胡，真正底层生活都极为清苦。但相对而言，大唐占据着此世面积最为广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且还有律令法规去维持籍民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底层蕃胡部属们，则就完全活得没个人样，可以说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财产。
达则兼济天下，李潼觉得很有必要将福报传达六夷，解放那些被诸胡酋首们所奴役的蕃胡人民。毕竟大唐皇帝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无论华夷皆我子民啊。
所以接下来对东北局势的平复策略，他便打算以羁縻兼以编户，通过乡里三长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当然，诸蕃情况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够达成预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够削弱蕃胡部族那种人身依附与隶属关系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尝试。
毕竟种姓制度里都能搞民主普选，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先从一些势力弱小的蕃胡部族里练练手，玩坏了就玩坏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继续推广。
当然，诸胡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产力低下，没有农耕这样稳定的生产方式，个体对抗风险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团求生。
在李潼之前，不是没有个人或者政权尝试此事，但多数无疾而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没有稳定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即便强行编户，这些籍户也很难长久的存在，各自破产、沦为赤贫后又聚集起来爆发更大的动乱。毕竟就连中原王朝，都难免土地兼并的周期性矛盾爆发。
不过李潼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目的本也不够纯粹。
他所着眼更多，还是在最短时间内挽回从高宗后期直至武周一朝逐渐有所衰落的军事霸权，只有在军事上重新回到高光时刻，确立一个不容挑衅的权威，接下来才是需要考虑制度与生产力是否配合的问题。
对于诸胡编户，他心里也有着一个清晰的尺度判定，那就是需要满足军事雇佣、贸易互补以及原料供给等几方面的要求。诸胡若不能满足这几类要求，留着价值也不大。
比如随着三受降城建立起来，河朔方面形势趋于稳定，河曲六州的东突厥降户们可以征募为兵、放牧提供马匹、皮毛、肉食等各种物资，以及参与盐业生产乃至于矿业开采，这就有编户的价值。
至于仍然活跃在漠北地区的那些突厥人众，就是需要狩猎追击的目标。
这些蕃胡的存在，不只不能给大唐带来利益，同样也会威胁到河曲六州他们那些同族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饭碗在哪里，屁股就在哪里，哪有那么多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