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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了。例如，徐志摩所著的《爱眉小札》（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初版）；阿英所著的《欢乐的舞蹈》（现代书店1928年初版）；叶圣陶所著的《倪焕之》(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谢冰心所著的《冰心诗集》(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王独清所著的《圣母像前》（光华书局1926年初版）；汪静之所著的《蕙的风》（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林语堂所著的《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莫尔著、刘麟生译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俞平伯所著的《燕郊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初版）；张爱玲所著的《流言》(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年初版)。寻觅这些名著“原汁原味”的初版本，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家感兴趣的一件事。
另外，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图书是民国书刊收藏的另一大热点。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民国图书，即使刻印低劣、装帧粗糙，或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残破不全、墨迹不清、霉变生蛀、品相堪忧，也丝毫不影响其成为珍品的可能。例如，1926年版的《中山全书》三册，内容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宪法》、《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及孙中山先生演讲、谈话、宣言、电文、函牍、祝词、遗言、遗嘱、陵墓、墨迹等材料，内容丰富，是研究孙中山及民国社会珍贵的资料；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初版印了1000册，据说这种本子全国仅存几册；1945年福尔曼出版的《北行漫记》中英文版，有若干早期图片，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客观；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收录有“北大的建筑和设备”、“北大的人物”等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1925年出版的《哀思录》收录有孙中山遗像、遗嘱、自传、病状经过、治丧报告等照片近百帧。
除此之外，还有民国期刊，它的收藏价值主要在于它是民国时代的真实写照，能够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风情。民国时期期刊的种类非常繁多，有人统计，仅1936年，上海出版的期刊就达308种。但经战乱和人为的毁灭，存世量很少。物以稀为贵，当年街头冷摊上几个铜板一份的旧期刊，如今成了收藏界争相渴求的珍品。例如，1912年1月中华书局于上海创刊、长达廿九年刊史的《中华教育界》月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英文名字叫“老虎”的杂志，由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章士钊主编、主撰的《甲寅》杂志；1927年创刊的戏曲杂志《百美图》；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滩、让张爱玲出名走红的《杂志》等。本世纪初，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50种民国期刊创刊号以7000元落槌；嘉德公司紧随其后，30种老期刊竟拍至5000元，一部《十日戏剧》仅80册，居然以2万元成交。
纵观现在李老板拿出来的这些“宝贝”民国书，大部分都不太符合以上三种收藏范畴，所以让林逸很是郁闷。
准确地来说，林逸对民国书的“深刻了解”，和李老板对民国书的“一知半解”发生了强烈碰撞，两人对民国书价值的认知，不在同一个空间，所以就纠结了。
深吸一口气，林逸决定不再和这个难缠的李老板打嘴官司了，就说：“既然你已经说了，我就随便挑一本，也算没白来你这里，可好？”
李老板瞅他一眼，竖起仨指头，“一本，300块！”
林逸翻白眼，也不说话，直接示意曹一刀，曹一刀嘀咕着“我是你佣人么。”却麻利地掏腰包，摸出三张百元大钞，递给了李老板。
李老板仔细地看了看钞票真假，看他得瑟样子，曹一刀就忍不住吼道：“瞅啥呀，我今天才从提款机取出来的，还热乎着呢！”
林逸则直接从那堆民国书中挑了那本《浪漫情书》，然后对曹一刀说：“我们走！”
“嘻嘻，慢走啊，不送了！”李老板挥手作别，心说，真是个二百五，上次被我宰两百多块钱，不长记性这次又是三百！
实际上这些民国旧书的价格可都是李老板在网上查过的，正如林逸所说，顶多值个五十。至于被林逸挑走的那本，李老板却是查到最后懒得去查了……再说，这些书本来就是白捡的，能卖三百绝对大赚。
此刻，数着今晚赚来的千元大钞，李老板心里美滋滋的，不禁笑骂一句，“一群傻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