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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避开了军部，也避开了土匪窝，一路向南，偷乘了前往云南的火车，结果还未到目的地，就被查出来了。火车上的保安要把我送劳改基地，把我关了起来。我用小刀割断绑我的绳子，逃了出来。
之后是步行，半个月后，我偷渡到了越南，正巧遇见越南战争，异国的大地战火纷飞，血与火谱写一首悲歌。
我再次乘上了漂流的货船。
货船穿越大洋，到达了名叫新加坡的城市，新加坡籍华人老板陈林接待了我，他提供我足够的水和勉强维持生计的面包。
作为回报，我在他的港口打工，他每个月付给我一定的报酬。
除了吃饭，住宿，每一个人我竟能有剩余的钱财。
陈林问我：“老乡，你是怎么到新加坡来的？我给你说一说我怎么来的吧！”
我坐在一堆木板上，听他说话。
他的父母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过，自己被父母送到欧洲念过书，那时他刚回国，文革便开始了，他的父母遭到批斗，说是亲日，亲近中国曾经最大的敌人。他父母不忍迫害，在一个安静地夜晚，双双吞了安眠药。
“本来我也逃不过的。”陈林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大团烟雾：“那天红卫兵围住了我的家，我从后门逃了出去，却被一个神秘人接走了，那人是我父母用所有的人脉动用的国家暗部，他把我送到了新加坡。”
“说说你吧，怎么来新加坡的。”陈林把烟头火星掐灭，问我。
“差不多，红卫兵在我家查出了一本风水书，被送到青海劳改了几年，后来又被送到四川剿匪，好不容易活下来，一直逃到了新加坡。”
陈林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同是天涯沦落人。”
自那以后，陈林对我多有关照，我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相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在一个娘惹手中租了一间房子，在新加坡定居下来。
每天早出晚归，生活充实。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十月，中国大陆传来新闻，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老爷子上台，成了国家一线领导人。
邓老爷子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质疑：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坚持。
他说道：“没有人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我们要否认毛主席的贡献，而是我们不能把他当神一样看待。”
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发展生产力，中国经济已经停滞了十年，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不前。
新闻的标题是改革开放。
当时好多在新加坡的中国人都看哭了，他们中除了在新加坡混一个生计的人，大部分是在国外被当做反动分子的人。因为不忍在国内受到的迫害，所以逃离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经济发现迅速，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新加坡政府不管中国人在国内犯了什么错，只要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几乎都接纳了的。
只是像我们这些偷渡者，很少能有在新加坡的国籍，陈林拥有新加坡国籍，因为他有知识，在西欧留学过，脑袋中装的东西多，能力比常人更出众。
任何国家都喜欢人才。新加坡也不例外。
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很多打算回国，我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时期遭到迫害的人的冤屈进行了洗刷，其中洗刷冤屈最大的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
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国家的副主席竟然被戴上了反动分子的帽子，迫害至死。
我们港口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是东南沿海的居民，以中国广东，福建两省居民偏多。
他们有的人拖家带口逃离到新加坡。
看着工友一批接一批地回去，我淡淡地看着，阳光在午后暖洋洋地洒在我身上，给世界镀了一层金。
陈林在我身边的集装箱边坐下，递一只香烟给我，接近四年的相处，我俩成了朋友，他有一个习惯，见面后不管对方抽烟不，他都会递过去一支。
我摇摇头。
“男人嘛，学会抽烟不是什么坏事。”陈林递烟的手没像往常一样缩回去，示意我抽一支。
我还在在犹豫不绝，陈林便把烟塞到了我的手中，并掏出他那瑞士制造的机械打火机，噗嗤一声把火焰点燃。
“抽一支。”他说。
我把烟衔在嘴里，凑近火焰去点烟，细长的香烟与火焰接触，我轻轻地吸一口气，白色的烟雾进入了我的肺。
肺部被这烟雾刺激地味道洗刷，我剧烈地咳嗽。
陈林笑道：“刚抽烟的人都是这样。”
我咳嗽半天，才回过气。陈林问：“感觉怎样，在刺鼻的气味过后，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快感。”
我点头。
他哈哈大笑：“这就是烟的魅力，抽香烟不仅使自己的动作更酷，还能让你更加兴奋，香烟之下，刺激你的大脑神经。”
我揶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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