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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突厥人的对策可能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碛东南的军事力量，巩固大漠侧翼的防御，甚至出兵安州，正面对峙，形成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拉拢收买安州，甚至行离间计，竭尽所能减小东北失陷给大漠造成的危害，如此牙帐就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争准备上，决不让东北失陷影响乃至破坏到自己的战争准备，决不让中土阴谋得逞。
第一个对策是对安州做出强硬的反击姿态，从军事上向安州施加重压，第二个对策则是想方设法寻找安州破绽，力争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摧毁中土的阴谋，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结果可想而知，一旦中土与安州反目成仇，破绽就出现了，拱手送给突厥人一个破局机会，而只要安州倒向大漠，中土就被动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白白便宜了大漠，最后甚至会输掉南北战争。
所以这样一分析，安州如果取得了北征弱洛水的胜利，实力大增，并且迅速失控，中土这边的借刀杀人计也就实施不下去了，只能向安州妥协，满足安州的回归要求，只是接纳安州的后果很严重，南北战争极有可能提前爆发，而中土并未做好战争准备，双方一旦打起来，中土可能会输。
于是圣主和中枢骑虎难下，进退两难，陷入死局。
虞世基当即建议，此议暂时搁置，毕竟安州北征弱洛水困难重重，即便不败，但也未必可以取得预期战果，因为东胡诸种如果闻风而逃，拒不交战，百般拖延，则安州就无法杀伤东胡有生力量，就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那么开春后，一旦大漠上的突厥大军支援而来，安州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就必须依赖长城内的支援才能坚持下去，如此安州就被中枢牢牢控制，也就没有失控之危，借刀杀人计可以继续实施，此议也就不复存在。
虞世基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飞狐叛军驱逐出关，还是向齐王施压，断绝齐王对飞狐叛军的暗中支持，继而帮助崔弘升顺利实施后离间计，以达到兵不血刃、一劳永逸解决飞狐叛军之目的。
圣主接受了虞世基的劝谏。
安州乃至东北局势突生剧变，又瞬息万变，变幻莫测，给人一种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诡异莫测之感，很难通过有限的讯息做出精准的分析和推演，更无法准确捕捉到它的前进轨迹，所以中枢非常被动，目前只能做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想当然或者盲目地提前布局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利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反而有弄巧成拙之可能。
圣主随即做出决策，诏令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同意他的建议，命令古北口保持与安州的谈判，设法拖延，同时允许崔弘升尽快返回上谷，用尽各种手段，务必在年底前把飞狐叛军驱逐出关。
又诏令涿郡留守段达、副留守阴世师，全力配合崔弘升解决飞狐祸患。
又亲自召见左骁卫将军、检校雁门郡太守董纯，把有关安州的最新局势、安州的回归要求、中枢对安州失控的担忧，等等，事无巨细，一一告知，然后征询董纯的意见。
董纯心知肚明，圣主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要征询的不是针对安州的对策，而是借此机会向齐王施压，虽然迫于当前南北紧张局势，以及圣主和改革派对第三次东征的政治需要，中枢只能向齐王的“自我流放”做出妥协，但这个妥协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不危及中土根本利益为前提的，现在因为江南贼刘元进割据称帝而放飞了中土分裂的恶魔，导致齐王自立的风险大大增加，于是飞狐叛军理所当然就成了圣主和中枢的“眼中钉”，誓必拔而除之。
董纯别无选择，不论从中土利益、北疆安危还是从南北大战的角度来分析，飞狐叛军都必须出关，圣主和中枢的决策都非常正确，但此策执行难度非常大，其中最大阻碍就来自齐王，所以董纯毫不犹豫，主动请缨，愿意日夜兼程赶赴怀荒，说服齐王坚决执行圣主和中枢决策。
圣主颇为赞赏，当即勉励了几句。
董纯看到圣主心情不错，果断提出一个疑问，“圣上，安州回归，是否提上中枢议程？”
这很关键，如果圣主和中枢重视安州的回归，甚至不惜冒着与大漠翻脸的风险，把安州纳入中土版图，则未来形势的发展对齐王有利，反之，如果圣主和中枢对安州的要求不予理睬，借刀杀人，用完后就兔死狗烹，断绝齐王借助安州扩张自身实力之路，那么齐王必然极力阻止飞狐叛军出关，如此形势就复杂了。
圣主略略皱眉，目露忧色，稍作迟疑，缓缓说道，“暂无安排，但若北征大捷，安州横扫东北，一股新兴势力迅速崛起于塞外，则回归就必然提上议程，而南北大战亦将爆发。”
董纯心领神会，当即表态，此去边郡，当浴血杀虏，誓死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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