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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广州事变，表面上起因是因为潮州人被贩猪仔，但是究其内里，也是在革命党统治区域里劳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情调局政治处的戴耀戴参谋站在讲台上给台下的众位大佬分析着。台下的这些总长、司令之类的大佬没有人插嘴，包括总座都认真的听着记录着，其他人也都或者若有所思或者埋头笔记，自己的老大贺敏寒贺局长也在最后一排坐着，戴耀见诸位老大没有提问，就赶紧继续下面的分析。
“这是我们从上海天纶纺织厂采录的当地工人的薪酬调查表，一般非技术工人的收入都在10-15元大洋，而中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已经到了18-25元的水平，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是完全可以承担一家三到五口人的生活支出。”戴耀翻开了另一份调查表继续讲解“访谈中某位同济医科毕业生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我自治政府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其实也比革命党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要知道同期的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台下的大佬很多长期居住在山东，而且对于普通民众的事情并不太了解，所以都有些不太敢相信，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要知道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就算是共和初年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江浙商会的同仁经常往来，大佬们都知道，现在上海每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比如在相对已经很发达的济南府，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即使是在西北的甘肃农村，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就算是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连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也不过是法币1000元。”
从自治政府统一了全国大多数省份后，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因为欧战的原因，远东地区滞销的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曾经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如果不是有广州事变和随后云贵四川的工人运动，大家还觉得在这太平盛世里，工人应该算是个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呢。
“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就业稳定性的问题，现在工商业发展迅猛，投资者众多，但是大多只有资本而没有相应的人力培训的投入，技工等熟练工人都要依靠社会上的招聘，说白了就是挖角。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工钱看似有了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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