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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开始定为10月6日，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月24日，也不知道这些家伙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觉悟，居然大模大样的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联席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么多张嘴都知道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清廷探子就算是整天泡茶馆的废柴也都该知道起义的概况了。据说当统调处的余健听说蒋、孙两人提前二十天就召集百人以上规模的会议，很民主的讨论起义的各个环节，惊讶的差点没下巴脱臼“这样也行，哥们，你们的革命要是能成功，我们这些做情报的都干脆去喂猪养羊得了”，不过比被他当成奇葩的蒋孙二人更加奇葩的是清廷得知一百多新军参加革命聚会商讨如何革他们的狗命的时候，这些满大人们却毫无血勇的选择了用特赦来感化这些革命党，唉，真不知道他们是信的哪门子菩萨，整个一个被驴踢了的思路。
不过发生在武汉三镇的这场滑稽戏还没到高潮，很快10月8日晚，蒋翊武就被清廷很是客气的请去喝茶，顺便讨论一下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工作，蒋同学毫不领情的摆脱了看守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据说当值的清兵居然以为他在睡午觉，都没好意思打扰他，待发现房子里面没有熟悉的呼噜声才意识到人跑了，然后又拖了大半天才调集巡防营的兵马去寻找失踪儿童蒋翊武，当然是一无所获。
清廷的奇葩事没落幕，革命党也不甘寂寞的上台表演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一位革命党的小兄弟叼着烟卷耍帅，一时没祭到乩，引燃了火药发生爆炸，虽然不在天津新港，但是也让孙武等人不幸被炸伤。而俄国巡捕更是闻讯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都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也被请去衙门喝茶。这次清廷总算是发现让他们身首异处就不担心他们不告而别了，于是三人当天下午就成了烈士。这件事情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想想看也是这么回事，如果瑞澄大肆搜捕后宣布结案或许大部分革命党都会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再二也知道换个地方搞事情。但是瑞澄同学却错误的选择了引而不发，其实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应该说瑞瀓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算得上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好同志，可惜的是对于革命党的心理把握上却如此的低能，始终没有一点消息透露出来让革命党人安心，以至于凡是和革命党沾边的新军都惶惶不可终日，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论冣就是爆发。显然手里拿着枪炮的新军革命党人不会束手就擒，起义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路了，至少从他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
又是那个10月10日的早上，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澂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整个武汉三镇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革命党人决定在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之时暴起发难，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的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虽然历史轮回，但是这次吹响反清号角的依然是武昌的那一声枪响，革命还是到来了。